[转帖]哥德巴赫猜想三十年——徐鲁

moranhuishou

              哥德巴赫猜想三十年
                                     ——徐鲁

绝顶上的灵芝
　　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名篇《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二十周年时，我曾应《长江周末》之约写过一篇文章，编者在刊发时还加了一个“编者按”，有几句话说得很好:“二十年前的这个时节，徐迟和陈景润两位大师相遇，他们所碰撞出的智慧之光，映亮我们的一方精神天空。像恢复高考制度一样，《猜想》启迪人们重新珍视科学、知识、人才。”

　　现在，又是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相信，《哥德巴赫猜想》对从中国改革开放早期走过来的那一代人来说，仍然是激情澎湃、记忆犹新的。

　　徐迟在《猜想》里说过这么一句话: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而理解一个数学家就更难了。虽然早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古希腊，毕达格拉斯就说过:“整个宇宙是数和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在他之后，普洛克拉斯也言简意赅地指出:“哪里有数，哪里就有美。”而写过《数学原理》的罗素更是把数学视为只有音乐能够与之媲美的一门学问。他说:“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无上的美，正像雕刻的美，是一种冷而严肃的美。这种美不是投合我们天性的微弱的方面，这种美没有绘画或音乐那些华丽的装饰，它可以纯净到崇高的地步，能够达到严格的、只有伟大的艺术才能显示的那种完满的境地。 ”然而，多少年来，数学和数学家们的工作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所获得的知音，却是寥若晨星。即便如“哥德巴赫猜想”这样已经诞生了两百多年的世界著名的数学之谜，与我们日常生活和经验也是如此之遥远，几乎不为任何诗人、文学家甚至历史学家所知晓。这种“隔膜”已经给人类的文化和进步带来了损失。

　　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可以说是一位幸运者，他的工作赢得了一位真正的知音，而且是一位抒情诗人。诗人徐迟也很有幸，他从一位差不多是生活在被遗忘的角落里的数学家那里，意外地发现了“冷而严肃”的美，神奇迷人而又生动灵活的诗歌。他把它们称之为“人类思维的花朵”，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

　　一位诗人理解了一位思维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的数学家。一位长期生活在不为人知的世界里的数学家及其苦恋着的一个著名的科学命题，也通过诗人的锦绣华章而进入了千家万户，几乎一夜之间便妇孺皆知了。我们应该说，这是中国科学史和文学史上的一桩美谈，一件幸事。假如能有更多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和从事专门的自然科学技术的人互相加深理解，亲密合作，形成高山流水之势，那么，人类科学和文化迈向未来和现代化的步履，肯定会更快、更和谐的。

　　“哥德巴赫猜想”与“陈氏定理”

　　18世纪初，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发现:许多大于6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那么，是否所有的偶数都是如此呢？他对许多大偶数进行了检验，果然都与自己的猜想一致。但他却无法证明这一“猜想”。他写信求教于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威的瑞士数学家欧拉，欧拉回答说:这个猜想肯定是定理，但我也无法证明它。直到欧拉去世，这个“猜想”仍然没有得到证明，不过它却引起全世界数学家的高度重视。许多人都想证明它。然而，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探索，却没有一个人能找到证明这一猜想的途径。

　　直到20世纪20年代，挪威的一位数学家布朗，从一种古老的数学方法——“筛法”中，找到了证明这一猜想的思路，并用这种方法证出了一个充分大的偶数均可分解为9个素数之积与9个素数之积的和(简称9＋9)。从此，各国数学家都纷纷采用“筛法”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并陆续取得进展，使这个著名的数学之谜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当然也越来越难以证实了。以至于有了这样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哥德巴赫猜想”便是那皇冠上的明珠！

　　1966年5月，中国数学家陈景润(那一年他33岁)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宣布，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证出: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均可表示为一个素数与两个素数的积之和的形式(简称1＋2)。

　　这是迄今为止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领域里，得到各国数学家认可的最佳成果。这个成果被一些国家的教科书命名为“陈氏定理”。

　　走进陈景润的“数学王国”

　　1977年，徐迟先生应《人民文学》之邀，由武汉到北京采访，开始撰写反映几位科学家的命运的报告文学。这是“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日子，也是全国人民跨入新时期的前夕。

　　这年10月，写地质学家李四光的那篇《地质之光》在《人民文学》发表，反响强烈。一个月后，徐迟开始采访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陈景润。当时反对写陈景润的人很多，理由是这个人只“专”不“红”，而赞成写陈景润的人却很少，徐迟自己也有所疑惑。但有位老干部却干脆有力地说道:“写，应该写！‘陈氏定理’了不起！”这句话给了老作家很大的信心。

　　然而，正如徐迟自己所说，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而理解一个数学家就更不容易了。徐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他在中关村第一次见到陈景润时的情景:“他个儿不高，瘦，有病，心不在焉地对我说:‘噢！你来了，我很高兴！很高兴！’不断地说他很高兴。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就发现他有一种内在的美。他那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给了我一种感觉:他似乎没有生活在我们中间，他生活在数学的王国里；仿佛他并不是我们这个感性活动世界的人，他正飞翔在理性世界的思维空间里；此刻，他只是迫不得已才降落到我们中间来，接受我对他的访问，但却仍然心不在焉，仍在低飞着，盘旋着，露出一种晨光曦微似的理性的美，智慧的美……”

　　数学家陈景润刻苦钻研世界名题，几近痴迷的程度。但当时也有一种相当强大的舆论，说这人只“专”不“红”，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代表。对此，徐迟先生经过与陈景润的多次接触，倾心交谈，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了解到，陈景润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许多表现，是异常清醒，一点也不糊涂的。或者说，他是一个极富正义感和政治良知的科学家。

　　在采访中，徐迟先生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陈景润住院治疗肺结核时，同病房又住进了一位军人，熟悉了之后，军人主动接近陈景润，并明确地告诉陈景润，他是从江青那里来的，首长派他来询问一下你是否给首长写过一封信:我们现在正在寻找这封信，找出来后，首长准备做点批示，让你当数学所的副所长。对此，陈景润的数学头脑一下子就运算过来了，明白了谜底。他严正地告诉这位军人:“我没有写过什么信，从来也没写过，首长肯定是记错了。”

　　“如果是这样，那何不现在就写一封，我可以立即带回去交给首长，首长一定会高兴的。”但陈景润这时的思维像数学逻辑一样明确:“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首长的工作那么忙，我哪能给她添乱呢！”他毫不含糊地拒绝了写这种“效忠信”的机会。

　　这件小事使徐老觉得，陈景润其实一点也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只“专”不“红”。不，他是一位在大是大非面前颇有主见和骨气的科学家。对于这样优秀的科学家，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他的“愚”的一面，而忽视了他的“智”的另一面。

　　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作家周明陪同徐迟一起去采访陈景润。当他们向陈景润说明了来意——想采访他怎样钻研“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名题的事迹时，数学家连连摆手说:“哎呀，您可千万别写我，我有什么好写的？您写写工农兵吧，要不就写一写老一辈的科学家们……”老作家从心底里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位天真单纯的数学家。他告诉陈景润说:“这不仅仅是写你一个人的事儿，这是通过写你一个人来反映整个科学家，来号召人们去热爱科学，去大干四个现代化。还有，要让更多的人懂得，要尊重科学，理解科学家……”数学家听作家这么一说，似乎明白了什么，又表现出他的朴实和天真:“那好，那好，我一定给您提供材料……”

　　对于怎样写好一篇报告文学，徐迟并不感到艰难。他从30年代就开始写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了。五六十年代他还写过中篇特写《祁连山下》、《火中的凤凰》这样文采斐然的名篇。眼下比较艰难的是如何去写好一个数学家。

　　除了深入的采访、细致入微的观察、各方面的调查研究外，徐迟开始废寝忘食地阅读大量的世界数学名著。他先后研读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华罗庚的《数学导引》、欧几里德的《元素》以及《中国古代数学史》等等。这些书自然是很难懂的，但是啃着啃着，这位老作家竟渐渐看到了数学世界的奇光异彩。这奇异的光彩，也渐渐照亮了他要写的那个人——那个为了数学而忘我的人。

　　后来，徐迟先生曾对我说(那是当他得知我应约要去采访一位著名化学家时):“要写好一位科学家，必须去懂得一点他所从事的学科的内容。越懂得多，写起来就越游刃有余。我写《猜想》时，就因为多啃了一些数学名著，所以写起来有行云流水、举重若轻之感。”

　　“猜想”撞击着无数个头脑

　　1977年冬天，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完成。《人民文学》在1978年新年第一期上隆重推出。时间证明，这的确是一篇传世之作。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都予以转载并分别加了编者按。紧接着，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和电台，都转载和连播了这篇报告文学，大、中学教科书也纷纷选入此文。

　　现在看来，《哥德巴赫猜想》当年所创下的“轰动效应”，在文学作品中真可谓空前绝后，其家喻户晓的盛况，人们当记忆犹新。这篇作品以及徐迟不久相继发表的《在湍流的涡漩中》、《生命之树常绿》、《结晶》等一系列报告文学，对推动中国当时的思想解放，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风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文学的意义上，这些作品同时也把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文学史上写下了耀眼的一章。

　　徐迟先生采访、写作《猜想》的时候，正是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的日子，“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正在吹响。徐老说过，那时候他真是忙呵！完全被一种激情点燃了，手脚也放开了，文笔自然也变得酣畅淋漓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支“划过了几十年的逝波”的笔，磨砺得异常好使了，若有神助似的。

　　《猜想》问世之后，徐迟和《人民文学》收到的读者来信数以万计。直到90年代，老作家还不断地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进展表示关注。1995年春天，我帮助徐老整理书籍和资料时，还看见几个装满了信件的大纸袋。徐老说，那是一些来不及拆阅的读者来信，大都是几年前写来的，真不知道怎么对读者们交待。

　　徐迟晚年的遗憾

　　如果说，1978年《哥德巴赫猜想》的问世，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件幸事，那么，十八年后数学家陈景润的去世，也是令人哀痛和叹息的“国殇”。志在摘取“皇冠上的明珠”的一代数学天才，就像那追日的夸父，还未到达最后的峰顶，便过早地累倒在了生命的旸谷，于冥冥之中作形而上的思索去了。英雄未捷身先死，白发人先送黑发人，当徐迟闻知数学家的噩耗时，如同面对星陨和弦崩，老人心中的悲痛和惋惜是无法付诸言语的。

　　陈景润去世后，国内许多报纸、电视台和电台的记者纷纷寻找徐迟，想采访他。但老作家却到处躲避着，保持着沉默。记得很深的是老人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也许，正是我那篇被人传诵一时的文章，打乱和干扰了数学家虽然艰辛却也正常和安静的登山之路，使他仅差一步之遥而没能到达最后的顶峰呢！”这句话使我理解了他的沉重和沉默。我还记得，那些日子里，他刚从北京回来，《人民日报》记者张新学拍摄的一幅陈景润的照片(据说这是一代数学大师的最后留影)，也不时地摆在老作家的案头。那么，他想再跟数学家说些什么呢？

　　不，他不必再去问询数学家什么了。巨星已经陨落，他心中的琴弦也随之崩断了。几个月后，诗人也悄然远行，让美丽的灵魂运行到那辽阔的宇宙星际之间了。

　　如今，数学家和诗人都已经渡过忘川，到达了生命的彼岸。他们将在那里相会，继续探究各自的怀疑与猜想。剩下的一切，暂且都留在尘世，留给那被数学家们称之为“欢乐园”的无限的未来去解答吧。它也许能够告诉世人，到底哪一个答案、哪一种证明方式更优美、更准确、更接近真实。

moranhuishou

文作者徐鲁简介


徐鲁，现任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企划总监，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生于山东胶东，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已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散文、随笔集《恋曲与挽歌》、《剑桥的书香》、《书房斜阳》、《重返经典阅读之乡》、《黄叶村读书记》、《时光练习曲》、《翡冷翠的薄暮》、《文学家的后花园》、《在午夜的书房里》、《从卡萨布兰卡开始》、《画布上的激情》、《孤帆远影碧空尽》等二十余部，长篇小说《为了地久天长》、文学传记《俄罗斯的管弦乐：普希金传》、《徐迟：猜想与幻灭》，以及《沉默的沙漏·徐鲁自选集》、《徐鲁青春文学精选》（六卷本）《星月书坊》（散文五卷本）等选集。
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教育读物一等奖、台湾省“好书大家读”年度好书奖、湖北省文艺明星奖、湖北省金凤青年文艺奖、湖北省文学奖等。
有《大地巨人》、《丑小鸭是怎样变成天鹅的》、《夏日雨景》、《献给老师的花束》、《一片红树叶》、《别碰我们的绿树》、《华老师》等十多篇作品被选入台湾省、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一些省份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和中师教科书。

moranhuishou

我与徐鲁先生是十一年前在武汉认识的，也是因为《长江周末》的那篇《哥德巴赫猜想二十年》的文章。后来先生采访了我，并写了一篇八千多字的采谈录，图文并茂，20多页,头版头条刊登在武汉的《良友》杂志（98年的某期）上。

wangyangke

    第一幅图片，左侧是谁？

moranhuishou

左为陈景润，右为徐迟。

wangyangke

[这个贴子最后由wangyangke在 2009/05/06 11:39pm 第 1 次编辑]

此陈景润是否彼陈景润？

moranhuishou

当然是一个人。
文学是文学，数学是数学，我们不会因为陈景润没有证明哥猜而否定徐迟文章的艺术价值。因为徐迟并不真正懂得数学上的哥猜。徐鲁当然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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