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胡大年：北京文革批判爱因斯坦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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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年：北京文革批判爱因斯坦纪实
                               胡大年
    本文摘自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的第五章。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场悲剧和灾难。文革期间，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该批判运动于１９６８年首先发难于北京，１９７０年代又在上海得以扩张和加强。陈伯达和姚文元支持了这种批判，并利用它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在陈、姚这些激进的领导人倒台之后，大多数政治和哲学上的批判都于１９７６年停止了。但由这些批判所引发的一场关于相对论的大争论，却又持续了６个月。直到１９７９年，中国政府才正式给爱因斯坦“平反”。
北京的批判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鼓噪”发生于１９６５年末，当时媒体上也重新出现了针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此后三年半是文革的“躁狂”期，“在这段时间里，由毛泽东引发的政治危机最深、混乱最严重”。在这种政治极端主义的恶毒气氛中，一些人看到了通过攻击知名的权威及其成就来成名的机会〔３〕。这种个人自发的攻击，在中国引发了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有组织的批判。１９６７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来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１９６８年２月，周友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宣读了他的“新理论”，该所的物理学家们当场对这个“革命”的场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尽管物理学家们对周友华在讨论该科学问题时的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表示了谴责，但当时掌握中科院权力的革委会却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当支持的“新生事物”。倚仗这一支持，周友华得以继续在北京寻找同志，并推销其“新理论”。终于，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１９６８年３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成员，包括周友华和来自中科院几个研究所及北京一些高校的十几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学习班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的学术职称在助理研究员以上。不过，当时身为副研究员的数学家秦元勋也积极参与了批判运动，虽然他可能并非学习班的正式成员〔９〕。秦自称，他之所以参与批判相对论，是因为该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１９３５－１９９９）。显然，孔令华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增加了学习班的权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进来。
　　孔令华是孔从洲（１９０６－１９９１）中将之子，１９５０年代早期在北京八一学校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结识，两人于１９５９年８月结婚。李敏的母亲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２年间，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理工科毕业的孔令华，对相对论、自然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都非常感兴趣，并在１９６０年代经常与毛泽东讨论相关的问题。１９６３年，孔令华曾把刚刚复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转送毛泽东，其中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之《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一文，使毛泽东深感兴趣，并由此引发了毛对现代物理学之哲学问题的一系列评论。关于相对论，毛泽东曾对孔令华说，“从牛顿的绝对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相对与绝对统一论，这就是科学认识的辩证法，应当从这个高度来看待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孔令华与其好友柳树滋在北京航空学院组织了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试图在承认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相对真理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为了此事，孔曾“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两三年的时间”。
　　从一开始，学习班就将相对论作为主要批判目标，并因此简称自己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他们选择相对论作为攻击目标，原因是多重的。首先，相对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理论之一，对一群想出风头的人来说，相对论是理所当然的批判对象。其次，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新的所谓无产阶级科学的目的，批判者们不得不推翻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理论，而相对论似乎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典型代表。第三，众所周知，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过程中，马赫的思想对他有过重要的影响。由于马赫曾在１９０８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受到列宁的猛烈抨击，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也常因此受牵连，而遭到“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批判。《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当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依照这两份文件的精神，“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
　　１９６８年６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并自称之为“批判相对论的开端”。文章的标题很长：“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作者将批判相对论同反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相联系，认为只有“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批判者宣称：“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科学大革命。”
　　为了打倒相对论，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标签和借口。例如，他们称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批判的焦点之一是光速不变原理，这是狭义相对论的两项基本假设之一。批判者声称，光速不变原理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的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他们认为光速不变原理“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荒谬论点，批判者还以光速不变原理“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由反对相对论，但这个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在已知的所有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光速不变原理。虽然该原理在当时确实只是一项假设，但到１９６５年时已经有许多实验证据直接证明了光速不变原理的正确性。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文章，蓄意将相对论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相混淆。例如，该文引用了毛泽东１９３７年的一次未发表过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批判了相对主义。由于讲话中所批的“相对主义”在当时也译作“相对论”，和物理学上的相对论写法完全一样，读者如果不仔细参照原文的上下文，就很容易将两个不同的概念弄混，以为毛所批的是物理学上的相对论。但是，任何对哲学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毛泽东的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事情很清楚：“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是故意要混淆两个概念，以便利用当时在中国已经被神化的毛泽东的权威。在该文的结尾，“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宣布了这场相对论批判将要导致的结果：“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够牢牢地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
　　１９６８年７月初，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将此文呈送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同时附上的还有两份报告，分别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和中科院革委会所作。学习班在报告中称他们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开展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创立我国自己崭新的理论体系”。中科院革委会则请求中央批准和支持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当）作典型试验，取得经验”，以便今后在生物学、地质学和其它自然科学领域也开展类似的批判运动。
　　１９６８年中至１９６９年中，“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继续搜集新材料，以撰写更多批判相对论的文章。这期间，学习班的成员也不断增加。不过，直到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才受到了党内高层的有力推动和支持。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使文革头３年中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合法化。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的３个主要喉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的社论，提出“要开展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斗、批、改。”
　　８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完成了一篇新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其基调与第一篇文章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只是其哲学批判的调门更高、内容更广泛。例如，该文断言：“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为了驳倒相对论中同时性的相对性，学习班里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甚至捏造了耸人听闻的论据。１９６９年３月初，中苏两国在中国东北边界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一系列曾被广泛宣传的武装冲突。中方在这些冲突中伤亡数百人，并在全国各地的举行抗议示威，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将中苏边界冲突与批判相对论联系起来，声称如果像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就不能客观地判断在珍宝岛事件中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这种蛊惑人心的论点隐含了一种政治威胁，即任何企图为相对论辩护的人都可能被冠以卖国贼和苏修分子的罪名。但这种蛊惑并不能愚弄任何严肃的中国科学家，连非专业人士也哄骗不了。例如，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１９１８年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在自学了一个多月的物理学相关经典著作之后，即能从这位批判者的论点中发现概念错误。竺可桢指出，由于苏联和中国同在一个行星即地球上，故处于同一参照系，人们并不能从相对论得出上述结论。因为相对论中同时性的相对性，是一种只与处于不同的惯性参照系中的观察者有关的现象，所以它并不能应用于中苏边界冲突。然而，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是不可能阻止当时的批判浪潮的。１０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完成了《相对论批判》的修改稿并印发全国，企图在全国掀起针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大批判。
　　１９６９年秋，这场批判运动由于陈伯达（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的亲自支持而得到了重大的推动。陈伯达长期担任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顾问，并曾任毛的政治秘书，是文革早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亲自任命陈伯达为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该小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总指挥部。到１９６９年初，陈伯达在党内排名已升至第四，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自１９６９年秋天起，陈伯达就密切关注着对相对论的批判。他对批判运动作过多次批示，派他的联络员常驻学习班，并指派《红旗》杂志社的编辑到学习班帮助修改文章。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陈伯达的理论批判计划中的两个中心议题之一。按照他的计划，科学家应该批判爱因斯坦，艺术家必须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过，为什么陈伯达如此热衷于支持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呢？这其中有两个可能的动机。在政治上，陈伯达大概以为，这场批判运动可以在他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权力竞争中助其一臂之力。有证据表明，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以前，陈伯达就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早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毛泽东就曾愤怒地责备陈伯达，未经其批准就打倒了政治局常委陶铸。１９６９年初，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竞争中输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批准了张、姚二人起草的报告，却将陈伯达的报告连看都没看就原样退回了。作为曾为毛泽东和党中央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的“党内著名理论家”和“笔杆子”，这次意外的失败对于陈伯达来说是一大羞辱。像陈伯达这样野心勃勃的人，必定会寻找一切机会卷土重来。中科院开展的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似乎给了陈伯达这样一个机会，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陈伯达可能事先已得知上述毛泽东与其女婿孔令华关于相对论的谈话，〔３８〕因而认为支持对相对论的批判是一条取悦于毛泽东的捷径。其次，陈伯达是前中科院第一副院长，在文革期间仍对中科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由于“批判相对论学习班”隶属于中科院，故易于为陈所控制；而它发起的相对论批判，似乎也开辟了一条新战线，如有斩获，陈伯达当可独享其功，并重建他的权力基础，以便与来自上海的竞争者相抗衡。
　　陈伯达积极支持和推行对相对论的批判，还与其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有关。自１９６６年以来，他曾多次公开宣称：“人类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东方”。１９７０年４月，陈伯达亲自来到北京大学召集会议，鼓动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并再次提出，“过去科学是从西向东，从欧美到中国，将来中国要领导科学，为此要彻底批倒相对论。”显然，陈伯达是希望恢复中国科学技术在古代世界中所占有的显赫地位。在本质上，他是企图复兴“中国文化中心论”的偏见，这一偏见过去曾经长期被保守的思想家用来抵制西方思想。只是这一次，陈伯达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推行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因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也提出要推翻西方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统治，以“创立我国自己崭新的理论体系”，陈伯达一定觉得这场批判正合其心意。
　　在陈伯达的指示下，“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已预定于１９７０年１月在《红旗》杂志和《中国科学》上发表，《红旗》和《中国科学》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期刊中的两种。但当时中科院的负责人刘西尧似乎对此决定较为谨慎。他决定邀请一些著名科学家来审查这篇文章，中科院遂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以及周友华等人。一批著名的中国资深科学家如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吴有训（１８９７－１９７７）、周培源（１９０２－１９９３）和钱学森（１９１１－）等也奉命出席。由于周培源早年是相对论研究的专家，而且在１９３０年代又曾与爱因斯坦有过个人交往，因此陈伯达特意亲自将周培源从陕西汉中召回北京。另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１９０７－１９９８）也接到通知，但拒绝出席，这是不同寻常的。它可能既反映了王淦昌作为中国核武器专家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也显示出他超凡的勇气。出席此次会议并踊跃发言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１９２７－）。
　　会议由当时领导中科院工作的军代表之一郝梦策主持。在郝代表和院革委会常委戴銮谟的开场白之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何赞成批判爱因斯坦，并声称，“批判爱因斯坦不（应）限于相对论”，实际上“有四大问题”须要批判。他认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批判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须批判“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学的某些观点。他认为，这四方面问题中，以统一场论的问题最为突出。何指出，爱因斯坦未能完成统一场论与其不正确的世界观有关，称其“早年是受马赫主义的影响，晚年（则相信）斯宾诺莎的唯理论。”关于爱因斯坦的政治表现，何祚庥特别强调，爱氏“曾写信给罗斯福建议制（造）原子弹，为美帝效劳，这是肯定的。”何还提到，“听周培源同志说，爱（因斯坦）逝世时周总理打了电报去。”在具体谈到《相对论批判》一文时，何祚庥不同意文章中所谓“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的说法。他指出，“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个实验与相对论预言有矛盾。”在宣读了一段毛泽东主席关于用实践检验理论的正确性的语录之后，何祚庥认为，“说‘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是不对的，只能说没有直接的证实，但有间接的证实。所谓证实是指在一定精确度范围内（的证实）。”以后，在他的第二次发言中，何祚庥还针对批判文章中许多具体的提法提出了批评。显然，他对批判爱因斯坦的大方向是肯定的，但不同意《相对论批判》一文中的许多具体内容。
　　由于何祚庥在发言中提到了他的名字，周培源紧接着也作了发言。周培源先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生平和工作，在介绍过程中，他在许多方面含蓄地为爱因斯坦辩护。例如，周培源说爱因斯坦“生活比较朴素”；爱因斯坦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欧洲和黑人在美国一样（受歧视），因此他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周培源提到爱因斯坦“爱拉小提琴，（并）觉得比自己的物理高明得多。”这句看似漫不经心的短语，对于有心之人则可谓意味深长。这则富有爱因斯坦式幽默的逸闻，既是对那些狂妄而又无知的批判者的一种嘲讽，又可博得那些同情爱因斯坦却又不能明说的中国科学家们会心的微笑。
　　周培源特别介绍了爱因斯坦与美国原子弹的关系，指出对于这件事要作“阶级分析”。爱因斯坦“主张做原子弹”是“因为当时纳粹要搞原子弹”，而且他并没有直接参加制造原子弹的具体工作。周还提到爱因斯坦在１９５５年曾与罗素联署宣言，反对制造氢弹，并称该宣言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同时也指出，宣言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而不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出发”的。周培源证实，１９５５年爱因斯坦逝世后，周总理发了唁电，并对爱氏“有一定评价”。周总理还叫周培源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培源写了一半，记者写了一半。
　　对于《相对论批判》一文，周培源虽没有作直接的批评，但他上来一句“很抱歉，……文章也没好好看”，便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该文的反感。由于该文在科学上主要是对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原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提出批判，周培源将其发言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介绍这两条原理的发展历史，并强调，“（这）两条原理是很重要的”。关于同时性的问题，有些人是真心这么想，但其他更多的人只是虚与委蛇，以免惹来政治上的麻烦。不过，资深的科学家中几乎没有人赞同《相对论批判》一文，更不用说支持它的发表。该文章最终没能在《红旗》或《科学通报》上发表，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周培源和其他资深科学家的反对。在得知陈伯达计划将这篇《相对论批判》发表的消息之后，周培源在会后私下对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上，否则，将来我们会很被动，相对论可以讨论，但不能打倒。”周培源显然非常担心，这场批判可能会使中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声望受到严重损害。
　　尽管陈伯达在发表《相对论批判》一文的问题上受挫，他仍继续推动该批判运动。１９７０年４月３日，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集会议，亲自鼓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批判。他强调，有必要开展全面的大批判，以重新审查和估计过去的一切科学理论，超越牛顿和爱因斯坦。陈伯达要求专业科学工作者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因为他们“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兴趣广泛，很有生气”。陈伯达进而提出，要召开万人大会，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不过，由于陈伯达出人意料地倒台，批判大会并未举行。
　　在这次北大之行中，陈伯达再次召见了周培源。在陈伯达鼓吹了为何应彻底批判相对论后，周培源坚定地回答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到。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陈伯达并不懂相对论，但执意要批判它。４月８日，陈伯达再次指示刘西尧抓紧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他还下令创办一份特别刊物，来发表有关的批判文章。按照陈伯达的指示，中科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以及刊物编辑部。这份刊物后来被命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物的名称用的是“讨论”而不是“批判”或“批评”，这可能与周培源一再的警告有关。
　　《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于１９７０年６月出版，共发表了６篇文章，其中来自北京的有４篇，来自上海的有２篇，北京和上海是当时批判运动的两个中心。《相对论问题讨论》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写的《相对论批判》。文章的内容与学习班以前的三份草稿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次要的更改。例如，文章不得不承认，相对论并不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
　　来自北京的另一篇文章显得很特别，因为它与整个批判运动的基调明显不合。文章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基本粒子理论革命大批判小组”。此文肯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列出了２３项实验结果，以证明狭义相对论坚实的实验基础。这篇文章的发表，清楚地显示了科学家中间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抵制。或许该刊物的名称《相对论问题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篇反对批判运动的文章会被选中发表：为了显示这是一场讨论而非单纯的批判，编辑必须发表双方的观点。不过，由于其它５篇文章均持严厉批判的态度，选择发表这篇文章可能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在这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中，来自上海的２篇文章也很引人注目，因为它们的批判调门是６篇文章中最高的，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
　　《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出版，标志着北京的批判运动达到高潮，这主要依赖陈伯达的支持。陈伯达于１９７０年８月垮台。不久，北京的有组织的相对论批判运动“也就草草收场”了。据称“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大多数成员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由批判转为研究甚至捍卫相对论。学习班里的中科院成员后来在物理研究所单独组成了一个研究室，研究引力、基本粒子理论、天体物理学等与相对论密切相关的问题。结果，这些物理学家能够做大多数其他中国科学家当时所不能做的事：专注于科研并探索前沿科学问题。事实上，有些物理学家决定加入“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就是因为在那里有可能重新开展研究工作，并享受查阅科研文献的“特权”。此外，一些前学习班成员甚至在文革后期公开捍卫相对论，批驳荒谬的批判言论。这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成员的态度转变，标志着中国批判运动的分化，使顽固的批判者们，特别是““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成员，深为不满。他们将这些转变了态度的学习班成员视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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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北京相对论“讨论”创办于１９７２年６月的《物理》杂志
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扩展到文化教育领域，并采取特定的措施，挽救正陷于危险的倒退之中的中国科学。周恩来特别关心基础科学的研究，因为在文革初期，这些研究几乎被全部取消。在１９７２年，《物理》是中国唯一的物理专业杂志，也是当时国内仅存的两种自然科学杂志之一。《物理》杂志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反映我国物理学研究和应用的综合性科技刊物”。其内容，首先要包括“在物理学研究工作中，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科学实验的收获和体会”；其次才是“具有创造性的物理研究论文（包括实验技术、研究简报）及评述性文章”，以及其他与物理学有关的专栏文章、讨论和简讯等。该杂志的编辑们强调，他们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这也是经常用来走私非正统观点的一个借口。为了响应毛主席依靠群众办报的指示，编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科技工作者”来“支持和帮助”办好《物理》。《物理》杂志的这些办刊指导方针，预示了它在此后数年内的发展。
　　虽然在计划的刊登内容中，有关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被排在第一位，但在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３年期间，《物理》杂志并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刊登的文章都与科学或技术问题有关。不过，从１９７４年第１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政治社论和所谓的有关物理问题的哲学讨论也掺加于《物理》杂志中。这一变化与当时全国整个的政治气氛的改变是一致的：周恩来的反对极左思潮的斗争已被毛泽东制止了，激进派于１９７３年后期借“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了反击。在《物理》新增的“哲学和物理学”栏目里，曾于１９６５年批判爱因斯坦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哲学家柳树滋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他学习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感想。他将该书吹嘘成“指导现代物理学和各门自然科学发展的灿烂明灯”，并敦促中国物理学家“认真”学习，以便在推进现代物理学的过程中“更好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列宁于１９０８年发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反驳一群所谓的“马赫主义者”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二十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发现对辩证唯物主义所作的批判。列宁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就是所谓的“物理学”唯心主义，这是当时物理学家的一个特定学派的唯心主义，列宁认为它与马赫主义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马赫主义得名于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１８３８－１９１６）。列宁称彭加勒（庞加莱）、杜恒和毕尔生是这一学派其他的物理学家代表。列宁的结论是，这“少数新物理学家，在……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在他的感想中，柳树滋强调，尽管自然科学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是“列宁在那一时期所作出的所有分析和论断并没有过时。”他还进一步宣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科学家“从相对论中‘导出’所谓‘宇宙有限’的结论，妄图在茫茫宇宙的外面为上帝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而且他们努力“从相对论质能关系式复活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他告诫中国的物理学家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革命的科学工作者，决不应当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于这一切反动谬论都不能漠然视之，不论它们在什么地方出现，假借什么名义，披上什么伪装，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揭露和批判。柳树滋最后得出结论说，“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
　　柳树滋的文章引发了《物理》杂志上一系列对现代物理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经常是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教导为基础的。例如，在接下来的一期《物理》中刊登的一篇书评，就称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一书是“当代‘物理学的’唯心论的一个标本”。不过，在此后的５年里，《物理》上的批判和争论还是集中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引发这些争论的，则是一本广为流传的小册子《空间与时间》。
　　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秦元勋（１９２３－），于１９４７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应用数学领域的专家，并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做出了贡献。但他也是积极参与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间北京相对论批判运动的唯一一位资深的中国科学家。尽管北京的批判运动在１９７０年底就结束了，但秦元勋显然仍在继续完善其批判思想，即使在他被下放到河南上蔡县的农村之后也是如此。
　　秦元勋的小册子的核心内容，是介绍他自己的新理论。他自称，这一理论将使一般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狭义相对论的时空本质”，并且抛弃了“有争议的‘光速不变’的爱因斯坦假设。”。虽然秦元勋认为他的理论是在批判爱因斯坦时空理论方面的一个突破，但他的小册子很快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并在《物理》上引发了争论。
　　大多数物理学家在评论秦元勋的理论时都持批评态度。１９７４年８月，一位署名甄敏的作者批评了秦元勋的小册子在基本物理概念和逻辑结构方面存在的严重错误。１２月，一些天体物理学家指出，秦元勋只是重复了某些西方物理学家自１９１０年以来做过的工作，他“不仅没有击中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中的唯心论及实证论，反而把一些好的东西也丢掉了，宣扬了错误的东西”。但这些批评并没有阻止秦元勋继续宣扬他的理论。
　　从１９７５年开始，《物理》开设了一个新栏目“物理学争鸣”，以“广泛深入地开展一些物理学问题的讨论”，“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该栏目中争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相对论。为此，编辑发表了秦元勋的一篇论文，并附３篇评论。秦元勋的文章对他先前发表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除了他以前的一些论断，秦元勋还断言他的理论可以将爱因斯坦理论作为一种近似包含在内，而且能够处理可能的超光速现象、光子的静止质量及光速可变等问题。在随后的三位评论中，没有一篇完全赞同秦元勋的观点。第一位评论者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物理学家谢继深，他同意秦元勋关于相对论需要加以修正的意见，并称，“秦元勋同志不满足于相对论已取得的成果，敢于动它，力图突破它，这种精神应予肯定。”但是，谢认为秦元勋过于强调逻辑而忽视了实验，秦文的“物理思想不够清楚，前提假设不明确。”。北京师范大学的喀兴林和杨展如合作撰写了第二篇评述，该文质疑秦元勋“根本不涉及光的传播”，“不再和光学、电磁学直接联系”去探讨时空性质的作法。喀和杨指出，秦的理论不仅“物理意义是很不明确的，令人费解的，数学上也是很牵强的”。第三篇评论文章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朱重远。朱文一方面指出应对“渗进”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系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针锋相对地对秦元勋的主张进行了尖锐的反驳。
　　秦元勋１９７５年的文章开启了《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问题讨论”系列。在８个系列中，该杂志一共发表了２５篇相关的文章。其中专业科学工作者包括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撰写了１５篇（占６０％），其余则由业余科学爱好者们，如中学教师、工人和下乡知青（通常是插队到农村的中学毕业生）等所作。秦元勋写了２篇文章，其它文章中有１８篇（占７８％）评论了秦元勋的理论，但支持他的只有２篇（占１１％）。两位支持者都是中学教师。评论者中没有一位专业科学工作者同意秦元勋的理论。不过，反对秦元勋并不一定意味着支持爱因斯坦。事实上，在１６篇批判秦的文章中有７篇（占４４％）也攻击了相对论。在所有２５篇文章中，只有９篇（占３６％）试图捍卫相对论的主要内容和结论，然而即使是这些文章的作者，通常也只是有条件地阐述了他们的支持性论点，并且仍然批判了所谓的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诠释。
　　“相对论问题讨论”系列始于１９７５年初，直到１９７７年夏才结束。最后一组争论文章发表于１９７７年６月，此时距“四人帮”被捕都已经８个月了。这显示，这场争论并非为激进派的领导人所直接控制，辩论的参与者们似乎也主要不是出于政治动机。推动这一系列“讨论”的真正驱动力是“辩证唯物论”——即所谓“现代物理学的发展的指导”。该争论的发展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科学界的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从１９７７年下半年起，事情就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和发展了。在中国主流专业科学杂志上发表任何挑战相对论的文章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如果不是全然不可能的话〔１８９〕。１９７７年１２月，《物理》发表了范岱年的文章，谴责陈伯达和姚文元领导的反相对论运动。尽管范文谴责批判运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科学”的罪行，它仍然认同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间青年物理学家们批判爱因斯坦的主动行动，并且也未提及《物理》上的争论。实际上，范文坚持了对相对论进行哲学批判的合法性：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确实包含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确实也歪曲利用爱因斯坦的学说，作出了荒谬的哲学结论。这些都是应该加以批判的。该文清楚地反映了，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条当时对于中国物理学家思想的束缚之深，其彻底之转变还需假以时日。不过重要的是，范文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它清楚地显示，从政治、科学甚至哲学上对爱因斯坦及其理论的又一次全面反思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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