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冯康创新思想，发展中国基础研究(余德浩)

simon

余德浩：学习冯康创新思想，发展中国基础研究
余德浩，计算数学所研究员，2003年度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突出科研成果奖”获得者，曾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曾任计算数学所副所长，现任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工会、职代会主席，本文是作者基于在研究院最近组织的党委中心组学习会和“如何做出重大科研成果”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
最近上海大学成立冯康讲座, 聘请我为首位讲座教授, 作为冯先生的学生, 我义不容辞，欣然接受。我在上大的第一讲便是：‘从二十世纪十大计算方法谈起——兼论冯康院士的学术思想与贡献’，以此作为我的系列讲座的前言。冯先生是国际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成就卓著，可惜已于1993年去世。但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的创新精神，至今仍对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上海讲学期间我碰巧从《新民晚报》(2004,3,31)上读到了丘成桐教授在浙江大学演讲的整版报导，其通栏大字标题是：‘丘成桐：一个数学家的心路历程’（钱江晚报供稿），在最后一节论述中国学者应提升研究水平时特别提到：“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华罗庚教授及冯康教授已开拓了某些领域，走在世界的前沿。”回京后又知在此之前不久，丘教授还曾先后在数学研究院和人民大会堂做报告。几次报告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很多报刊和网站都报道了这些消息。其中科学网（2004,3,26）的报道题目是：‘丘成桐谈国内基础研究：走自己的路，不盲从国外’（转载自人民网），其中更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即‘国内过分依赖海外学者，唯他们马首是瞻’，提出‘必须探求自己的研究方向，走出自己的道路。’丘教授强调，“能在数学研究中开拓某一领域，或指出重要方向的，更是寥若晨星。而在五十年代末期，华罗庚、冯康教授开拓某些领域，坚持自己的道路，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他告诫基础研究者“要勇闯新天地，一旦决定重要的方向，便一往无前，不管是否能发表大量论文。”
丘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我很欣赏他报告中的这些真知灼见，包括他对华先生和冯先生的很高评价。我本人有幸深受华、冯两位先生的影响，他们的教导至今仍使我受益非浅。早在1962年我高中毕业前夕，华先生到我就读的上海市格致中学作计算人造卫星轨道的报告，并动员我报考他兼任系主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指引我进入了数学之门。冯先生则是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亲自指导我走上计算数学研究之路，对我的影响更为具体而深远。我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正是在冯先生开辟的研究方向上取得的。1988年以来我每年都到中科院研究生院讲课，对每一届研究生我都要讲冯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创新精神，讲他那些能在数学史上留下来的原创性的杰出贡献，这些都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在2002年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上，还有外国知名数学家向我索取冯先生1965年的论文，可见其工作的影响之深远。一篇文章是‘珍珠’还是‘垃圾’不是由它发表在那类刊物决定的，而是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看它是否闪光，是否有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有多大，能使用多长时间。据说决定SCI刊物名单及分类的那家美国机构只是根据刊物文章发表后两年内的引用数来计算其影响因子，这实在是过于简单，也太‘近视’，太不科学了。华先生曾讲过‘早发表，晚评价’，确实很有道理。我常对学生们讲，‘李杜文章千古传’，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而‘各领风骚两三年’的流行歌星，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至于一天风骚也领不了，只是跟着跑龙套的当然更不值一提了。一篇文章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还被人引用，才是好文章，如果根本不会有人去看，更不会被别人引用，那写得再多又有什么意义？
除了丘教授指出的来自个别海外学人一家之言的误导外，科技评价和管理的误导也许产生了更为严重的恶果。已风行多年的SCI定量考核标准‘铁面无私’毫不留情地引导青年学者舍本求末，急功近利，追求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数量，盲从国外潮流，‘唯洋人马首是瞻’，扼杀了自己的首创精神，更严重打击了国内的学术刊物。前几年我曾在《科学时报》发表文章，呼吁取消SCI标准，提出不必奖励在国外发表的文章，相反应对在国内刊物发表原创性工作的给予奖励。学术刊物是我们重要的科研阵地，将阵地拱手让人那是投降主义。当然我原稿中比较尖锐的用语在发表时已被‘光滑化’了。此外，近年社会上出现的‘双语教学’闹剧、长期以来晋升职称时‘英语一票否决’的规定，造成本科生、研究生及青年研究人员浪费大量时间学习英语、应付英语考试，仿佛他们已成了英语系的学生，或者英语竟然成了他们那里的‘国语’！这不仅对教育和科研的祸害难以估量，而且必然殃及民族精神和国家根基。我曾当过两任副所长，以前在研究所主管科研和教学时，就一直坚持国内外刊物一视同仁，并强调学位论文必须用中文撰写，遇到用英文写的一律让他重写。我也曾在许多场合批评过‘双语教学’是‘胡闹’。
冯康先生常说，他从来不是从洋人的论文堆中找题目。他更没有去追求过什么SCI。他的文章并不多，且绝大部分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刊物上发表的。他立足国家需求，瞄准学科前沿，从实际出发，上升到数学理论，又回到实际。他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实践知识，高瞻远瞩的思想，锲而不舍的精神，精通问题和方法的辩证法。他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方向，走在了世界科学的前沿。正因为如此，才有他‘独立于西方发展了有限元方法’，才有他‘顶天立地’的原创性成果，才有他‘能在数学史上留下一笔’的重要贡献，才有他开创的中国‘冯康学派’。我本人正是在冯先生指引下开始自然边界积分方法的研究的。提出自然边界归化思想是冯先生对计算数学的三大贡献之一。由于他在提出这一思想后又去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因此他非常希望我能在这一方向继续做下去。1993年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当我把凝聚自己十余年研究成果的第一本专著递到他手里时，他非常高兴。三年后，日本著名数学家、华先生和冯先生的老朋友藤田宏（H. Fujita）教授在读了我的书后给我写信，信中写道：“这本书使我重温了对冯康先生和你们学派的思想和方法的尊敬，你们的K算子就是我们的S算子，这是位势理论的现代版本。”最近，著名的Appl. Mech. Review又对我2002年出版的英文专著发表书评，不仅用了许多赞美的语句，而且承认已在西方流行并有广泛应用的、被认为是求解无界区域问题的最重要的方法的DtN方法非常类似我们的自然边界积分方法，但他们（J.B. Keller和D. Givoli）是‘在西方独立地发展的’。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强调，正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早于他们。
潮流总有源头，热点也是由冷点变成的。冯先生和我当年做自然边界元方法时并未形成热点，而现在的DtN方法已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我在1985-1986年访问美国时做的关于自适应有限元及其后验误差估计的工作，近年仍有国外同行在引用，而自适应有限元在冷了几年后，现在已比1980年代更热了。只跟潮流，只追热点，就永远成不了源头，永远做不出原创性的工作。我们要学习冯康先生，有做出一流工作的崇高的使命感，有自己的方向，在一个方向坚持数年，打‘攻坚战’，出创新成果。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只打‘游击战’是不行的。这当然需要有领导部门的政策保证。领导部门在规划科学、评估科学、管理科学时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要创造良好的宽松的环境，使科研人员在从事基础研究工作时无后顾之忧。否则，任由急功近利的潮流冲击我们的基础研究队伍，后果将不堪设想，到那时真是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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