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09-5-9 17:3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访问李新洲解读拓扑斯与朋远来
三、朋远来定理解读
我们能以朋远来先生的《青蒿素——中医的奇耻大辱》建立的朋远来定理是:“科学是以人为本,用类似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专业工具或物品,落实到实处的工作---科学主流是色动的,官僚化的部分则会带来无耻和奇耻大辱”。朋远来定理扫荡中医的奇耻大辱,实际是朋远来先生为当代科学中医的到来在扫清道路。
(1)朋远来先生说:中医不混帐,谁混帐?我并不是因为古代中医的医术低下而横加苛责,我中华民族一千六百年前就已经发明抗疟良药,苛责实乃不合理。我今天要骂中医是大混蛋,乃是因为后世中医历来流派林立,门户森严;抑彼扬己,不遗余力;非我派之学说,往往斥之为异端,不能兼容或因门户成见,或因自欺欺人,或因浑浑厄厄, 一千多年前已经发明了的克疟良方,竟然尘封一千六百多年才被重新挖掘,耽误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
1)如果我们从布尔范例出发,那么朋远来先生推出的科学中医的布尔人物是葛洪。朋远来先生说:葛洪乃一修道炼丹之人,是个杂家,其《肘后备急方》是民间验方、偏方,与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理论无关,被后世各大主流中医视为旁门左道,从没受到重视,更别说付诸实践。一个简单的事实呈现在面前,即从晋代到清朝,治疗疟疾的数十个药方,极少提及青蒿。提到青蒿的,也被中医的用药方法消灭掉了,仅剩《肘后备急方》一个验方。所以,从青蒿治疗疟疾这件事上,我们也能一窥中医的特色。这个特色难道不言而喻不是主流中医含有官僚化的部分,但这不能盖住科学中医的眼睛,葛洪就乃是色动中医的一处非主流的科学颜色。
2)科学中医是“验方”, 科学西医也是“验方”,这种局限性是色动医学拓扑斯的位置决定了的,而不是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决定了的。例如朋远来说:1693年,清康熙帝患疟疾,当时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后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而康复。那么西医的金鸡纳皮素是否就不是“验方”,而是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治疗疟疾的万灵药方呢?也不是。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美国和前苏联两国的科学家就用不着求中国的中医了,他们采用金鸡纳皮素不是万事大吉。北京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组长,也用不着汇总2000余种内服外用方药编辑《抗疟单验方集》,采用金鸡纳皮素不是万事大吉。这说明刘月生第一定律对科学中医和科学西医,都有指导作用。
3)所以,朋远来先生虽然能提出“朋远来定理”,但他对朋远来定理也不一定能全理解。这也是刘月生第一定律推论出的,人和他提出的理论是可以分离的;因此有时睁开眼睛说瞎话,也难免。例如朋远来说:除了葛洪一个方,屠呦呦翻遍医书无数,怎么看看都是治疟良方,试试全部屁用没有。中医全都虚报疗效,自欺欺人。从《肘后备急方》成书到发现青蒿素的一千六百余年来,中医对付疟疾的状况又如何呢?四个字概括: “束手无策”。 疟疾“打摆子” 治不治得好无关紧要,病人是死是活何足挂齿,只要辩了证,开了方,就算完成济世之举。
色动的中医药学全是这样的吗?西医称的“疟疾”,我们四川乡间农村也称“打摆子”,很早年间是一种常见的病。那时只有中医,没有西医,如果说中医验方加上辩证开药,全都没有有疗效,按朋远来的逻辑,一千六百余年来中国人不是全死光,剩下的也不多。如果说金鸡纳皮素在越南战场没有特别疗效,青蒿素有特别疗效,也说明“疟疾”病在不同环境、人体、药剂间的组合也多元的,或者说是多彩的。我们认识的赵锡五和老一辈认识的勾保山两位家乡中医名医,就确实治好过很多人的病,不然就不会有很多人请他们去治病。特别是勾保山先生,是一个中医世家出生的医生,他的医术精湛,20世纪初靠近四川的湖北、湖南等省,都有人请他去治病。后来他也累病了,走不动。这些地方有人还拿“滑竿”抬着也要请他去治病。如果他们仅仅是“治不治得好无关紧要,病人是死是活何足挂齿,只要辩了证,开了方,就算完成济世之举”,那么请他们治病的各地人且不都是傻子。那时中医生都是在家自行行走开业,中医生之间都是公平、公开、公正竞争,而乡间大多数人都比校贫困,请那位医生要再三掂量。赵锡五和勾保山两位先生是医好了人家的病,才得到别人的尊敬的。我们就是见证。
(2)同一种药物,同一种病状,药物吃到人胃里去治病,与药物放在试管里直接接触病原体筛选杀灭或抑制的验方,是两类不同的克隆,但两者又都类似结构信息。前者是不可全相似的结构信息克隆,类似概率克隆。后者相对可以是全相似的结构信息克隆,类似规范克隆。刘月生第一定律是说:“实验如果为结构信息,纸上谈兵就只能为交换信息;由于大型粒子加速器不是任何人和国家会大批量生产,那么远离人工和类似自然的大型粒子加速器及其实验工作的任何人,都处在一个平台,但在这种交换平台也有差异,即看谁更能指引两者接近结构信息的为真”。这里提到大型粒子加速器,与医学的层次也是相关的。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2003年就为扑灭我国非典的科研,就作出了贡献。因为北京同步辐射装置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一部分,是对社会开放的大型公共科学设施,每年有十几个单位的上百个研究课题在这里进行科学研究。从遗传学—基因组学—结构基因组学,从序列—结构—功能,生物学家进入一个自身不熟悉的领域。21世纪生物学的一个主要探索,是通过结构的改变理解功能的产生机制,也就是现在常提到的结构基因组学。从1914年到1938年,Pereutz 用了22年才获得血红蛋白的结构,而今,同步辐射的应用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解出类似大小的结构;特别是结构的动态研究,作为结构--功能研究的基础,离开了同步辐射技术是难以实现的。即结构基因组学面临蛋白质结构的大规模、自动化的数据采集、结构解析,而现在生物学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个,核磁共振和X射线衍射(同步辐射)。继人类基因组学之后,结构基因组学已提到日程上,我国是否有独立开展大规模测定蛋白质晶体结构的能力和条件,同步辐射实验技术的发展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瓶颈。但这还仅仅涉及后者“相对可以全相似的结构信息克隆”一个方面,并没有涉及前者“不可全相似的结构信息克隆”。
1)2004年《凉山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我们与刘月生的《从电脑信息论到量子计算机信息论》论文,这是将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的信息范型论,与三旋理论交流后第一次得到的统一和升华。1989年刘月生从出版《自然论纲》一书起,就开始思考从惠勒总结的通过给予“万物”以比特---以信息的语言理解并表达全部物理的思想,认为任何一种物质系统的存在,如果是由“现象”构成的,那么所有的“现象”就必须都依赖于观察的“记录”。这里如果任何一个基本现象,不是直到它被记录(观察)了的话,它都不是“现象”。于是刘月生就把这种实在的现象,定义为“结构信息”;而把参与这种记录的非实在和它在观察者之间的交流,就被定义为“交换信息”。
这当中,刘月生还对康德作过研究。如果说在康德那里,结构信息及其交换信息,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必须一只手拿着唯一能使种种符合一致的现象结合成为规律的那些原则,另一只手拿着它按上述原则设计出来的那种实验,走向自然,向自然请教。”那么这里康德的“构造”概念是对科学认识的历史概括,实际上就是思维的建构问题。“交换” 概念在康德哲学中,思维的建构就是思维在头脑中预先把规律设定出来,然后让自然来回答,这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康德的天然事实(Brute fact)也称为“赤裸事实”。它有绝对的意义和相对的意义。它的绝对意义是指不是通过其他事实而是通过自身而获取或者得到解释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是一些解释系列的根本或基础。我们通常对为什么它应该就是如此不能作出完全的说明,却必须不加解释地接受它。思想体系的第一原理一般具有这样的地位。我们之所以看到某一个测量结果----主客体结构信息及其交换,对于经验主义来说,在感知中所给予的东西是天然事实。它是不可纠正的,可却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但从康德这里也只能是一种色动文化学的对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的认识。
2)例如,刘月生先生虽然很早提出了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的信息范型论这个“信息二元一体律”,且定义虽然明快,但在物理学中的具体运用,就显得力不从心。好在出版《自然论纲》的延边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我们用三旋理论解释气功和经络等现象的《中国气功思维学》一书;三旋理论实际类似量子色动力学,是用环量子的62种自旋编码作的一些具体的物理、数学问题的运用;由于三旋环量子,是一种不可克隆的内禀自然物质,所以人们谈论的三旋理论的量子力学运用,就只能类似交换信息。在延边大学学报主编孙裕文先生的撮合下,刘月生和我们相识了,经过近十年的意见交换和磨合,认识到具体关键点是:结构信息---观察、测量的事物不管是强“不克隆”还是弱“不可克隆”,一般是指“不可克隆”的结构交换;交换信息---观察、测量的事物不管是能强“克隆”,还是弱“克隆”,一般是指能“克隆”的交换结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