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中青年科学家不可承受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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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死”:中青年科学家不可承受之“累”

科学时报 2005年2月28日 作者：洪蔚
编者按：
据《新京报》报道，春节前短短4天内，清华大学相继有两位年龄不到45岁的教师“突然”死亡。在更大的范围内搜索，编者发现从今年1月到2月底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仅在北京有报道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死亡现象就有四起：除了清华的两名教师外，一位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年仅38岁；另一位是社科院的学者，年仅32岁。
本是生命力、创造力最旺盛的年华，为何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匆匆“离去”？探究产生这种死亡的起因，引起决策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关注，是本报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已经不是国内媒体第一次集中关注中青年知识分子早逝的问题了。上世纪80年代，蒋筑英的病逝曾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与讨论。时隔20年，当系列突发事件把我们的注意力又吸引到这个话题上来的时候，情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青年科学家有多累？
与蒋筑英不同的是，今年去世的这几位中青年科学家更加“年轻化”，他们中有三位不足40岁。其死亡的缘由也并非由于长期病魔缠身，而是“毫无征兆”。此外，比起20年前，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已有极大改善，营养不良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谈论的范围。一位科研工作者在谈到这些猝死事件时，感叹说：“他们是累倒的一代。”
《新京报》在报道清华两位教授的死亡原因时，明确使用了“过劳死”一词。根据另一则报道，32岁的学者萧亮中死亡前一天刚刚从野外回来，就去所里参加了一个会议，晚上回到家尽管很累，还要坚持写文章，其妻在模糊中被他的呼痛声惊醒，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他还是抢救无效去世了。而在两个月前，萧亮中的体检结果还是身体状况良好。医生说死亡是由于太过劳累导致的。
中科院政策所曾联合心理学专家做过一个调查，其中包括中青年科学家的生存状况问题。根据这份报告，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以来，科技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65.37小时，是国家法定工作时间——每周40小时的1.63倍，甚至有15%的科技人员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而在清华大学加班的教师更是“通宵达旦”。
一位年轻的博士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在前几天一直加班到晚上九点，而在前几个月任务压下来的时候，经常连续几天工作到夜里12点。尽管他只有25岁，已经担心自己会“过劳死”了。他认为，目前科研人员的工作强度，甚至超过了以“拼命”著称的外企公司。
是什么让他们“马不停蹄”？
在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记者采访了包括一位院士、两位政策所的研究人员、两位所长在内的10位专家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主要原因是目前的科研政策和体制存在一些问题。
这位院士说，目前的科技政策给中青年知识分子太多的任务压力，评价体制和与之相关的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又使中青年知识分子间的竞争近乎于残酷。
据了解，目前在同一院所内，年龄和学历相仿的知识分子间月收入水平形成了从1000多元到10000多元的巨大差距。评价和绩效标准又使每个人的收入可能在一两年内产生激烈的变化，1000多元的可能会暴涨到10000多元，而10000多元的也很有可能会迅速回落。因此，谁也不敢、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松一口气。紧张和焦虑情绪的产生和恶化是在所难免的。
中科院政策所科技政策研究室主任段异兵博士说，目前在我国制度体系中的匹配政策是一种“锦上添花”式的：一个国家级的项目申请下来后，院里、所里等许多部门会对这个项目进一步给予经费支持，这样滚动下来，科研资源在少数人手中高度集中。这些少数人的任务压力也特别繁重，他们除了拼命研究外，还要向所有支持该课题的部门进行多头汇报，光是各种会议就在时间和体力上对他们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在春节前本报做的中科院年终考核的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对科研人员考核结果产生重要作用的指标之一，就是申请到多少经费，而考核结果将直接影响他们来年的收入。因此，段异兵说，当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才手中之后，另一些人，面对的是相当大的生存压力。
直接影响考核结果的另一个内容是论文，这也是中青年知识分子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接受采访的那位院士说，我国急于和国际接轨，在短期内对在SCI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SCI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也极大地影响了科研人员考核结果和收入。
如果科研人员在这两个指标上没有出色的成绩，甚至会面临“无岗”危险。一些科研人员表示，他们拿着1000多元钱，在所里混着，也不是不可以，而自尊和荣誉却不允许自己这样做，“压力”有时就来自这种内驱力。
在谈到竞争时，郭可信曾对本报另一位记者说过，竞争虽然是好事，但竞争也应当有个限度。如果竞争过于残酷，那么不仅落后者因为“末位淘汰”而被迫出圈，再没有了“反败为胜”的机会，就连优胜者也要大伤元气，影响到工作。
成长的空间被挤压了
过度的竞争和压力除了导致人员的损失外，最大的损失是科研人员有可能“发育不足”。其实，在科研领导层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这种“发育不足”与压力是互为因果的。
段异兵说，现在担任领导工作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是77届、78届，甚至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他们本应该再多磨练几年，再担负这么重的责任。世界上的科研机构中，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的青年科学家和年轻院所长。而由于十年“文革”，我国的科研人才出现一个断层，“文革”前毕业的知识分子陆续退休了，现实逼迫我们过早地把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一代推向课题组长和学术领导层。这一代人，缺少了一个在业务上、在管理上的稳步上升阶段，加上他们正处在上有老、下有小时期，家庭生活不够稳定，因此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和过多的压力感。
而对那些更年轻的一代来说，现实的压力和竞争，则挤压了他们的成长空间。接受采访的那位院士说，现在的博士生面临的是，在毕业两年后，就必须承担课题重任，也就是说在两年里他必须弄到经费，否则他就没有课题，提不了副教授；提不了副教授，就没有学生，他的论文任务，就没有人协助完成，他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一位还有两年毕业的博士生说，现在导师的任务压力，常常会分流到自己身上，迫使他也加班加点地工作。而毕业以后，现实要求他必须在一两年内承担重任。据了解，不少院所都有这样的情况，某个博士毕业两年后便没有岗位了，或者拿着1000多元工资赋闲，或者干脆拂袖而去。
在成长空间的问题上，那位院士和这位博士生，一老一少，有相当一致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一个博士毕业以后，应该有至少5年的成长时期，在这5年里他应该一心一意做学问，以确保他在学术上的充分积累。
成长空间的问题，不像过劳死，对它的后果难以迅速作出判断。而当记者问到，它的后果是否会对今后的一两代科学家产生影响时，那位院士没有作出回答，而是陷入了沉思。
对更宽松环境的渴求
七八十岁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谈到现今的压力时，大多对自己所处相对宽松和谐的环境表示庆幸与留恋。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说，当年蒋筑英并不是受环境逼迫才积劳成疾的，他是自觉自愿地出于一种奉献精神而拼命工作的。这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在20年后，当这个话题又回到我们的视野中来时，很多人表示，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竞争过于激烈的科研环境。
那位院士说，首先要改善评价的周期，一两年一评估，密度太大，周期太短，使中青年知识分子疲于奔命。他建议说，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或许会更合理一些。
父亲曾担任地质所第一任党委书记，长期生活在科学家群体中的社科学者边东子，作为科学家生活的旁观者，他认为这个周期应该更长，评价的办法也应该更灵活。他认为，管理科研不应该像管理企业一样，拿精确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以时间的标准来界定，一定要在特定时间内出成果的做法，是功利主义的，因为科学会有很多失败，失败也是一种财富。
对片面量化考核提出质疑的不在少数，记者提到那位候选博士，是政策所的研究实习员王俭，他说：“我自己就是搞量化考核的，却对这种考核办法持保留态度。”边东子说，用量化的方法进行考核本来是不全面的，再把考核结果和收入直接挂钩，一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会有很强的挫折感，在收入上也比较吃亏。
本报另一位记者，曾转述郭可信院士的观点说：“收入差距拉得过大，在给研究人员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的同时，还会助长不正之风。”胡亚东说：“我们那时候尽管收入也会有七八倍的差距，但那是稳步上升的结果，不像现在这样可能大起大落，工作的心态也比较从容。”
在采访中，一位中青年所长和段异兵博士都提到了另一种情况，他们说，有些人其实不太适合搞科研，坐在这个位置上压力大也是正常的。段异兵提出，应该为这些人建立一种“退出机制”，使他们可以心态从容、颇为顺畅地从科研岗位上转移到其他更适合的岗位，如教学、行政、开发和技术支撑等工作。
据悉，政策所前不久出台的调查结果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一位中科院的高层领导，看到报告后感叹说：“没想到研究人员的压力这么大！”
采访后记：
那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所长对记者的采访提出了批评，他说，“过劳死”不仅仅是科学家面对的问题，在农村，每年都会有很多青年农民因劳累致死，你们关注了吗？报道了吗？而科学家的生命就比他们珍贵吗？
据说，这位搞自然科学的所长，酷爱文学，他提出的批评让记者感动。这是一个生存状况的大话题，也是一种人类平等的大关怀。也许这种关怀，才是真正结束科学家、出租车司机、农民等各阶层因劳累和压力而死亡的终极动力。  

数学道人

中国缺钱，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钱都哪里去了？？？

电子恐龙

科学家,快快休息吧!

iammatao

我为中国中青年科学家的勤劳和辛苦感到感动，我为中国人的不懈努力感到感动，这也许就是中国复兴的希望把!

zhaolu48

　　“我为中国中青年科学家的勤劳和辛苦感到感动，我为中国人的不懈努力感到感动，这也许就是中国复兴的希望把!”
　　不做不懈的努力，中国复兴肯定没有希望。
　　但是在外部的压力下产生的“不懈努力”，未必会有太大的希望。也许有部分人的科研结果，远达不到应该达到的结果。因为重大的，尤其是突破性的基础理论，不是两三年会出结果的，并且存在没有结果的风险。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还会搞风险性的课题呢？
　　因此说这种压力，不只是压垮了青年科研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也压低了未来的希望。
　　当然这是我个人不成熟的见解，但也不无道理。

rainbow

其实大众往往更关心的是普通人的生存条件,比如司机和建筑工人,因为他们往往付出的与得到不能成正比.鲜有人会去真正关心科学家的困难.实际上,他们同样有各自的难处,需要大众的关心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