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省身先生的第一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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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省身先生的第一次接触

来源：数学大院

撰文：张伟平



我与陈省身先生的第一次接触，是以在这位数学大师面前作学术报告开始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那时，我即将从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硕士毕业，想跟导师虞言林教授继续读博士。虞老师说，跟着他“没有前途”，推荐我到南开大学跟陈先生。陈先生不是随随便便招生的，提出要我先到南开作一次报告。

我作完报告后，陈先生对虞老师评论了一句：“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讲太多的东西，年轻人都这样。”这样就算过关了。同时考取的还有北大毕业的王长平。我们 1988 年秋天入学，是陈先生招收的最后两名学生。

其实，最早见到陈省身先生，是在 1986-1987 年南开数学所举办的“几何与拓扑学术年”。我作为中科院的研究生听课，那时只是远远地、满心崇敬地领略大师风采。虞老师当时转述陈先生的话，“即使出不了文章，也要搞指标定理”，言犹在耳。

陈先生的另一句话也对我影响深刻，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学好数学，不一定非要考托福到美国去。受此影响，我和我的中科院同学周向宇都没有去考托福。

我跟王长平第一次去见陈先生时，陈先生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消去了我们的忐忑。他说，他想辞掉南开数学所所长的职务，专心研究数学，但有关部门不同意，所以他没有时间带我们，要我们出国；并说，一个去德国，一个去法国。他对我说，法国的马利亚万（Paul Malliavin）问他要好的中国学生，他推荐我去。

我向虞老师汇报了陈先生的想法。虞老师建议我最好去美国跟奇格（Jeff Cheeger ，几何学家）。等到下一次和陈先生单独见面的时候，我就讲了虞老师的想法。陈先生说，奇格已经有了太多的中国学生，而且到美国要做“TA”（助教），要教书，到法国可以集中时间做学问。我当时也太年轻，没有一下子松口，两个人就有点儿僵住了。过了一会儿，陈先生说：“我手头还有一封信没有写完，你先回去，我们明天再谈。”

我回来后想了半天，觉得跟老先生犟也没什么意思，所以第二天见到陈先生，就表示我可以去法国。而到了下一次见面，陈先生开口就说，给马利亚万的信已经寄出了。这不由使我万分感慨：照一般来说，导师让你去一个地方你不去，那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所以第一次的接触，陈先生的大师胸怀，就给我这个年轻后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等到第二年，陈先生回国，告诉我他和马利亚万谈过了，要我到法国后跟比斯姆（Jean-Michel Bismut）。对此我就更没有意见了，因为我的硕士论文作的就是比斯姆的研究。现在想来，虞老师和陈先生的想法都没有错，可谓异曲同工。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后来我和奇格的学生戴先哲有了密切的合作，比斯姆和奇格也共同获得了 2021 年度邵逸夫数学奖。

那时到法国留学的通常途径是走原国家教委的联合培养。但是，1989 年，中法关系跌至低谷，中法联合培养项目被无限期拖延了。陈先生这年秋天回国得知以后，也很焦急。他刚从法国领了外籍院士证书回来，就以外籍院士身份亲自到北京的法国驻华大使馆，对参赞讲，要把政治和学术分开；然后又到原国家教委找到有关领导，说将我的材料单独抽出来办理。我有时想想，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学生，哪当得起大师的如此举动。

陈先生关心年轻人的故事千千万万，这只是沧海一粟。而陈先生以南开大学为基地，促进中国数学发展的一系列举措，早就载入史册。南开大学数学所连续11年举办的学术年活动，造就了一大批栋梁，如参加过几何与拓扑学术年的周向宇和方复全，后来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8 年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数学展望会议”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大会命名了“中国数学在二十一世纪成为数学大国”的“陈省身猜想”，还催生了影响深远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

为中国数学和南开数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陈先生践行了他 1985 年在南开数学所成立大会上的承诺。陈先生逝世后，南开数学所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江泽民同志题写所名，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先生的尊重与肯定。

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我们盼望“中国成为数学大国、强国”的“陈省身猜想”尽早变为现实。

本文载于“数学元年”公众号，“数学大院”整理发布。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伟平 数学大院 2024 年 12 月 03 日 18:01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