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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精神的诞生
M·克莱因|著
张祖贵|译
有一个故事说,一次泰勒斯(Thales)在夜晚散步时,由于全神贯注地观察星星,不小心跌到沟中成了落汤鸡。随行的一位妇女大惊失色:“您连脚下的东西都看不到,又怎么能够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呢?”然而,泰勒斯的确取得了许多卓越的成就。他在一生中,不仅奠定了希腊数学的基础,观察过星星,与志趣相投者探究自然界,而且创立了希腊哲学,提出了重要的宇宙起源理论。此外,他还作过远足旅游,为天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经商方面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泰勒斯,以及大多数早期希腊数学家,都曾向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学习过代数和几何的原理。事实上,这些学者中有许多人来自继承了巴比伦文化的小亚细亚。另外一些出生于希腊本土的学者,则去过埃及,并在那儿学习,进行过研究。希腊人的思想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影响,但是他们创立的数学与前人的数学相比较,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确,按照 20 世纪的观点,数学,甚至现代文明都可以说始于希腊古典时期,这个时期约从公元前 600 年持续到公元前 300 年。
希腊时代以前所存在的数学,都以经验的积累为其特征。数学公式由经验日积月累而形成,很像我们今天医学中的实验和治疗。尽管经验无疑地是一位好老师,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它对于获得知识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建造一座一英里长的桥,谁会去试验一种能否支承得起这座桥的特殊钢索呢?反复试验的方法可能会一目了然,但也可能会带来危害。
经验是获取知识的惟一方法吗?经验并不给人类以推理能力。有许多种推理方法,其中普遍运用的一种是类比法。例如,埃及人相信生命不朽,所以他们在埋葬死者时,要陪葬衣服、家具、宝石和其他物品,以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阴间)中使用。他们的论据是,由于生活在世上需要这些物品,所以死后也同样需要。
类比推理是有用的,但也受一定的限制,并不是在所有情形中都能使用类比方法:我们几乎不可能通过类比方法发明飞机、无线电、潜水艇。另外,在可以进行类比推理的情形中,也存在着许多细微的差别。尽管人类和猿相似,但是,一些关于人类的结论却不能从对猿的研究中得出。
使用得更为广泛的另一种推理方法是归纳法。一个农民看到, 接连几个春天,透雨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好收成。因此他总结出这样的结论:透雨对农作物是有利的。看看一个例子,某人在与律师打交道时,曾有过不幸的经历,所以他得出结论:所有的律师都令人讨厌。一般说来,归纳过程的本质就在于,在有限个例子的基础上概括出一些总是正确的结论。
归纳法在实验科学中是基本的推理方法。假设一个科学家将一定量的水从 40°C 加热到 70°C ,他看到水的体积增加了。如果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就不会过早地作结论,而会多次重复试验。假定他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水每次都同样地膨胀了,那么他会得出结论:当水由 40°C 加热到 70°C 时,体积增大。这个结论就是通过归纳推理得到的。
尽管由归纳推理得到的结论,似乎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能说这些结论就确定无疑。从逻辑上看,这些结论并不会比通过对 4 亿中国人的观察后,得出所有的人都是黄皮肤的一般结论更准确。换句话说,通过归纳推理得到的结论,并非确凿无疑。归纳推理的方式也还有其他的限制。我们不能采用归纳方法将一项未经试验的法律对社会的作用做出结论。我们不能像某位不负责任的观察家一样,当某次看到印度人排成单行走路时,就使用归纳法得出结论:所有的印度人走路时都排着队。
在得出结论的几种方法中,每一种无疑地都会在一定的情形中 有用,但它们又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即使经验中的事实,或作为类比、归纳推理基础的事实是完全确定的,但得到的结论依然可能不确定,不正确。在要求确定性是最为重要的推理中,这些方法几乎是无用的。
幸运的是,有一种推理方法的确能保证它所导出的结论具有确定性。这种方法被称为演绎法。我们来考察一些例子。如果接受这样的事实:所有的苹果都易腐烂。此刻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物体是一个苹果,那么就能够必然断定,这个物体是易腐烂的。看看另一个例子,如果所有的好人都是仁慈的,如果我是一个好人,那么我一定是仁慈的;如果我不仁慈,那么我一定不是一个好人。再看一个例子,如果坚持这样的归纳前提:所有的诗人都是聪明人,而没有一个聪明人会蔑视数学,那么无疑地有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一位诗人会蔑视数学。
就所讨论的这种推理而论,是否同意前提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如果接受了前提,就必须接受结论。不幸的是,许多人混淆了结论的可接受性、真实性与得出这个结论的推理方法的合理性之间的区别。假如所有智力发达的生物都是人,而这本书的读者是人,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可以断定,这本书的所有读者都是智力发达的,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所使用的这种演绎推理却不合理,因为这个结论不是根据前提得来的。思考一下就可以看出,即使所有智力发达的生物是人,但也有人智力不发达,而在前提中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本书的读者属于哪一类。
因此,演绎法包括这样一些方法:从已认可的事实推导出新命题,承认这些事实就必须接受推导出的命题。在这里,我们不考虑人们为什么会在心理上相信这种推理的问题。现在,重要的是, 人类获得了这种推导出新结论的方法,而且如果作为出发点的事实是确定无疑的话,则结论也必定确定无疑,干真万确。
演绎法,作为一种获得结论的方法,与反复试验法、归纳法和类比推理相比,有许多优点。突出的优点我们早已提到了,那就是,如果前提确定无疑则结论也确定无疑。如果能够获得真理的话,那么它必定具有确定性,其结论没有丝毫可疑的或近似的推断性质。其次,与实验相反,即使不利用或缺乏昂贵的仪器,演绎也能进行下去。在建造一座桥,或用机枪进行扫射之前,利用演绎推理就能确定结局。演绎法具有的这些优点,使得它有时成了惟一有效的方法。计算天文距离不可能使用直尺。而且另一方面,试验使我们只能局限在很小的时空范围内,但是,演绎推理却可以对无限的时空进行研究。
尽管演绎法有如此多的优点,但它并不能取代实验法、归纳法或者类比推理。确实,当前提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时,那么由演绎法推出的结论也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是这样确定无疑的前提却不一定是有用的。而且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样的前提,从该前提出发能够演绎出治疗癌症的方法。不过,从实用目的来说,完全的、确定无疑的演绎推理有时超越了现实的需要。具有较大的可能性也许就足够了。埃及人数百年来都利用从经验中得到的数学公式,如果他们等待演绎证明,那么今天在吉萨(Giza)的金字塔就不会屹立在沙漠上。
因此,获得知识的各种各样方法都有其利弊。尽管如此,希腊人却仍然坚持,所有的数学结论只有通过演绎推理才能确定。由于坚持这种方法,希腊人抛弃了通过经验、归纳或其他任何非演绎的方法得到的所有规则、公式和程序步骤,而这些方法在以前数千年的文明里,一直被看作是数学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我们将看到,与其说希腊人是在创建文明,倒不如说是在摧毁旧文明。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
为什么希腊人偏偏要坚持在数学中运用演绎证明呢?为什么 他们要抛弃像归纳、试验和类比这样一些有用、富有成效的获得知识的方法呢?通过分析他们精神活动的特点,剖析希腊社会的本质,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希腊人是天才的哲学家,他们热爱理性,爱好精神活动,这就使他们与其他民族有着重大区别。受过教育的雅典人大都致力于哲学,就像今天的社会名流注重于晚间聚会一样。公元前 5 世纪,雅典人热衷于讨论生与死、生命不朽、精神的本质、善恶之分等问题,这也如同 20 世纪的美国人热衷于物质进步一样。哲学家不像科学家是在个人实验或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哲学家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抽象概念和最具普遍性的命题。为了得到有关精神的真理而对精神进行实验,毕竟是困难的。哲学家最基本的工具就是演绎推理,因此希腊人着手数学研究时也就偏爱这种方法了。
而且哲学家关心的是真理,即非物质性的少数关于永恒、不朽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错综复杂的实验、观察和感觉中都被筛选掉了。确定性是真理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对希腊人来说,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所积累的数学知识就是空中楼阁,由沙子砌成的房子,一触即溃。希腊人寻求的,是建造一座由坚不可摧的大理石建造的、永恒的宫殿。
希腊人偏爱演绎法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而这只不过是他们钟爱美的一个方面。如同音乐爱好者将音乐视为音乐的结构、音程和旋律的组合一样,希腊人将美看作是秩序、一致、完整和明晰。美像情感经验一样,也是一种心理感受。的确,希腊人在每一种情感经验中都寻找理性的因素。在佩里克利斯(Pericles)写的著名的颂词中,他颂扬在萨摩斯(Samos)岛战役中牺牲的雅典人,不仅因为他们勇敢而富有爱国心,而且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合乎理性。对那些将美与理性等同起来的人来说,演绎推理自然会富有吸引力,因为演绎推理富有条理性、一致性和完整性。这就足以使人相信,在结论中将会表现出真理的美。因此,希腊人认为数学是一门艺术就丝毫不足为怪了,就如同建筑是一门艺术一样,尽管它的原理可能被用于建造货栈。
希腊人偏爱演绎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他们所处社会的组织中可以找到。哲学家、数学家和艺术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社会高阶层或者完全鄙视商业活动和手工劳动,或者认为这些都是倒霉蛋才注定要做的事情。这些工作损害身体,而且减少了智力活动和社会 活动的时间,有损于公民的责任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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