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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邦彦:我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所见所闻
作者:[日]小平邦彦 图灵新知 2024-01-25 19:01 北京
菲尔兹奖的颁奖仪式是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的例行活动。在场的数学家有 1500 名左右,弥永老师、吉田耕作老师等多位日本数学家也悉数出席。
1954 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于 9 月初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我本来想偷懒不参加,结果外尔教授让斯宾塞告诉我,我是这届菲尔兹奖的获奖人之一。外尔教授担任了本届菲尔兹奖评审委员会的主席。
其实,菲尔兹奖在颁奖仪式前不会预先公布获奖名单。那一年菲尔兹奖的另一位获奖人是塞尔(J-P. Serre),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得知的。
为了参加从 9 月 2 日开始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我和太太在 8 月中旬从纽约出发,打算顺便先去欧洲游玩。我们先到了意大利,去了罗马、那不勒斯、卡普里岛和庞贝古城。在当时的罗马街头很少看到小汽车,宽敞的大街上满是摩托车。我们住的酒店在卡普里岛的悬崖上,坐在酒店阳台俯瞰着碧蓝的大海享受早餐,简直心旷神怡。
之后我们又到了瑞士,去洛桑拜访了德拉姆。我们漫步在日内瓦湖,参观锡雍古堡。德拉姆说往年能看到阿尔卑斯山,不过今年多云天气较多,不太能看到,他坚信是核试验影响了天气。德拉姆还是一名登山专家,我在他家看到了登山方面的杂志,德拉姆还是编辑之一。晚上他请我们去餐厅吃了晚餐。我们在苏黎世拜访了外尔教授,在他家吃了午餐。我们当时见到了外尔教授的太太和女儿,他女儿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学习音乐。
到阿姆斯特丹的那天,我们在去会场的路上迷路了。于是我太太向附近的一家蔬果店问路,店里的年轻人用英语给我们指了路。在普林斯顿买的旅游指南上写着,去阿姆斯特丹不用担心,在那里连狗都能听懂英语,果然如此。在会场见到了大会秘书长科克斯马(J. F. Koksma)教授,他向我介绍了大会的许多情况。
菲尔兹奖的颁奖仪式是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的例行活动。在场的数学家有 1500 名左右,弥永老师、吉田耕作老师等多位日本数学家也悉数出席。进入会场后,我按信上指示坐在了最前排。结果工作人员以为我这个小个子东亚人找错了位置,误坐在了第一排,他走到我身边小声说:“先生,这排是贵宾席,麻烦您挪到后面的位子。”于是我把信递给他看,他看了后走开了。
大会主席斯豪滕教授致完开幕词后,夏皮罗女士演奏了钢琴曲,曲目有肖邦的《即兴曲》《夜曲》和《谐谑曲》。接着进入颁奖仪式的环节。本届菲尔兹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外尔教授分别为塞尔和我颁发了金牌和 1500 美元的奖金,然后他用了一个多小时详细介绍了我们获奖人的贡献。之后再一次响起钢琴演奏声,最后由国际数学联合会秘书长发表简短的讲话。至此,开幕式圆满结束。
开幕式结束后,计算机的鼻祖冯·诺依曼从下午 3 点开始发表演讲“未解决的数学问题”。我期待着他的演讲能成为第二个“希尔伯特的‘数学问题’”,结果他只陈述了几个与希尔伯特空间相关的问题,在场听众都大失所望。希尔伯特空间只不过是数学的其中一个小领域,大家怎么也想不通诺依曼这样的大人物为何会讲如此无聊的内容。
我本来很担心获奖人会被要求发表讲话,幸好没有。也许是因为获奖名单需要保密,所以没办法在议程中增设获奖感言环节。根据议程安排,我在第三天的下午 12 点半到下午 1 点发表了题为“有关代数几何超越理论中的几个结果”的演讲。塞尔在第二天的下午 4 点 40 分到下午 5 点 10 分发表了题为“上同调与代数几何”的演讲。
意大利代数几何的权威塞韦里带着他的侄女来参会。塞韦里之前曾以意大利文化大使的身份到访日本,曾经在东京大学的阶梯教室连续开了数场讲座。那时我还是一名数学系的学生,也去听过他的讲座,不过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倒是当时坐在我前排的中川老师那完美的秃头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听过塞韦里的讲座,所以他声称“小平是我的学生”,这让我还挺惊讶的。
9 月 8 日,外尔、塞韦里、霍奇(Hodge)、诺依曼等十多位数学大家和我们两位获奖者受邀参加荷兰女王的茶话会,地点是在阿姆斯特丹郊外的离宫花园。在铺着漂亮石子的花园一角摆放着椅子和桌子,塞尔不经意间抽起烟来,他愣了一会儿来问我:“这烟蒂该怎么处理好呢?”于是我建议他:“藏在小石子下面吧。”他笑着回道:“就像猫那样?”
我脑海中想象的女王形象是《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饰演的女王,结果去了发现现实中的女王是一位普通的中年女性。女王问塞尔:“你平时都在做什么?”塞尔回答:“在教书。”接着女王又问了我相同的问题,我回答说:“我也在教书。”听了我俩的回答,女王似乎觉得很无聊。茶话会后,我们围着女王拍了合影。
大会期间召开了几场代数几何研讨会。塞格雷(Segre)在其中一场研讨会上说:“今天在这里讨论的问题远比诺依曼提到的那些问题重要。”他的发言赢得全场喝彩。
3 日晚上,阿姆斯特丹的皇家音乐厅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音响效果好得让人感动。当晚演奏的曲目有巴赫的《第二组曲》、莫扎特的《F 大调钢琴协奏曲》以及德彪西的《大海》等。音乐会结束后,我在大厅碰到了外尔教授,他觉得钢琴的演奏曲风稍过华丽。
最后一天晚餐会上的演讲连绵不绝,一直持续到了半夜 12点。奇怪的是,苏联的亚历山德罗夫先用俄语发表了演讲,接着又用德语重新讲了一遍。我猜测苏联是个严格的国家,如果他只用德语演讲可能会遭受批评吧。
国际大会后,我们跟着弥永老师去了巴黎。弥永老师特别开心,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的朋友谢瓦莱带我们参观了巴黎,还请我们去餐厅吃了午餐。我想挑战一下罕见的菜肴,就点了一道牛脑,不过味道像是拌了油的豆腐,谈不上好吃。
在巴黎待了三天,接着我们又去了伦敦。酒店的餐具非常漂亮,但菜却特别难吃。第二天,我们坐电车去了剑桥。霍奇老师带我们逛了剑桥大学,他介绍说牛顿曾经在这里做过实验。我边听边感慨着,剑桥大学果然历史悠久。在学校的俱乐部我们见到了霍奇老师的女儿,她长得很像她的父母,还请我们喝了茶。俱乐部对面是达尔文的家。
霍奇夫人一直问我太太:“数学家很古怪吧?”如果身为英国绅士的霍奇老师看起来很古怪的话,那我在别人眼里得是什么样的人啊!
9 月中旬,我们终于回到了普林斯顿。到达纽约机场,坐上前往市区的大巴时,不知为何感觉特别安心。
1955 年 4 月 17 日(星期日)半夜,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医院病逝。如果在日本的话,研究院肯定会举办隆重的追悼会,不过在这里并没有安排任何活动。在研究院里,爱因斯坦离世的消息只出现在大家茶余饭后的聊天中。“听说上个星期天爱因斯坦过世了。”“是吗?”
据最近出版的爱因斯坦传记(A. Pais, Subtle is the Lord :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Oxford Univ. Press , 1982 , 西岛和彦校译《一个时代的神话:爱因斯坦的一生》,产业图书)记载,爱因斯坦于 1955 年 4 月 18 日凌晨 1 点 15 分去世,死因是动脉瘤破裂。他的遗体当天下午被运往殡仪馆,当时有十二位与爱因斯坦深交的朋友到场,其中一人朗诵了一段歌德的诗歌。遗体随后被火化,骨灰被撒在了某处,不过不知道具体地点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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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 小平邦彦
译者:尤斌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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